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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公民李劲松
作者:互联网    来源:互联网    点击:1338    时间:2011-12-17    编辑:何春锋

执著公民李劲松

记者|石勇


  时间已经过了2011年8月中旬。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还在操心曾经说过的要起诉不公开“三公”经费中央部委的事情。

  “外交部已经给我打了电话,解释由于比较复杂,要推迟公开。”从5月8日发函向各个中央部委申请公开“三公”经费以来,几个月中,李劲松一直盯着中央部委的一举一动。

  时光倒退3年,李劲松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会与中国的“三公”经费公开这一政治文明进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央部委以及各个省市的政府部门不能无视、也不好用官腔来打发的一个人物。

  “公民的执著行动,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敦促,其实是在呼应政府进步的要求,上面的人也希望你这样做,只是希望你在法律框架下做,不走极端而已。”对于民间和官方存在良性互动的基础,李劲松有足够的信心。

  “在危机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站出来,勇敢负起责任”

  李劲松之所以“站出来”,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向中央部委依法申请“三公”经费公开,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受到了一个人的触动和感召。

  他就是温家宝总理。

  2008年,正是金融危机袭击中国,引发普遍的社会焦虑的时候。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一早就来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对科技人员的讲话中,温家宝强调,在危机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站出来,勇敢负起责任。

  这一天,李劲松正在北京家中休息,闲着无聊看电视时看到了这一幕。他突然想到了他侄子所读书的中学发生的一件事。2008年3月23日晚上,这所佛山的中学一名学生在学校附近遭遇抢劫时被歹徒杀死。就在警察第二天晚上埋伏布控的时候,都还有混混出来抢。

  温总理的话让李劲松猛然想起,万一那天晚上被抢的是他的侄子,那对他的伤害和打击就太大了。而这种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防止,不可能有专门行侠仗义的好汉在晚上守候着保护学生,只有公权力起来行动才能解决问题。而要公权力履行它的基本职责,需要每一个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来敦促。

  那一刻,李劲松感觉,温家宝总理的话,就是对公民权利、公民责任的一种感召。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在回答问题时,他表示,政府的“三公”消费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是公开透明;民主监督。李劲松的理解是:当一个家不容易;温总理很清楚,如果不刹住“三公”支出的车,财政收入家底就可能被掏空。

  2011年3月23日,温家宝关于治理“三公”消费的历次表态,终于有了时间表。这一天,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于6月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011年5月4日,在离“三公”公开的时间表上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三公”公开。此次会议的用语有点不一样,明确指出应当保持“清醒”,财政预算透明离人民群众的期望有“差距”,并且,98个中央部委,在全国人大批准后,其“三公”经费必须全部公开,而且,要细化到“项”级科目。

  这一幕给李劲松的刺激很大。他明显感觉到温家宝总理是在尽力敦促中央部委,而且已经把话说透了。

  在李劲松看来,其他改革做起来可能比较难,但“三公”经费公开这件事却是有可能做成的。而要做成,离不开民间的响应和共同的推动。毕竟,不可能只是期待政府自我完善,单打独斗,政府并不是一个人。

  这两年高层多次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李劲松认为,在“三公”经费的公开上,其实就是在创造条件,你先公开了,民众有了知情权,下一步才有可能落实监督权。

  5月8日,李劲松关于“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公开‘三公’消费具体开支详情”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写好,从这一天起,他陆续以电子邮件、快递的方式,分批发给各个中央部委,以及北京、上海、重庆等直辖市的政府机关。他明确表示,这件事不是想不理睬就能过的,他会一直盯着。

  当时他很有信心。“中央部委和各个直辖市的政府机关,如果不想让人落下口实,或不想捅出事情来的,都会回应”。“而只要有回应,就会形成一个‘势’,会给其它不愿回应,或不愿公开的部委造成压力”。

  “有了痛感就应该喊出来”

  盯住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以及其它政府信息的公开,李劲松已有多次。“做得比较顺手,比较有经验了。”他说。

  去年,李劲松依法向深圳市公安局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出师告捷”。当时他申请公开的内容,比如一直到2008年买了多少车,盖了多少楼等,看起来要求还挺高,但没想到深圳市公安局都一一回复了。只是,有一笔钱说涉及保密性,不能公开。

  李劲松对深圳公安局的反应非常满意,“我当时是以纳税人的名义,以公民的身份,协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监督、落实中央的规定,这样,深圳市公安局容易接受,要拒绝也很难找到理由。”

  这一在全国的“三公”公开上属于首例的“成功经验”,对李劲松的启发很大。他坚定了这样的判断:在中国,根据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其实政府部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知道的,但如果你不去说,基于他的利益和惰性,他就不会去做。在政府信息公开、“三公”经费公开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实际上就相当于“公开”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

  这一认知不仅来自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还来自自己当年的切身感受。从1982年起,一直到1993年,李劲松在行政机关呆了12年之久。他太清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了。

  1982年,17岁的李劲松高中毕业,那一届,他们班的同学没一个人考上大学。他没有复读,而是进了当时江西省吉安地区遂川县税务局工作,成了一名收税干部。一天晚上,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来敲他的门,点头哈腰,说要请他吃饭。这位老大爷在街上摆摊卖东西,要和李劲松他们打交道。李劲松心里非常难受,一个人居然要来求一个和自己儿子一样年纪的人,活到这种份上,人生的意义何在。而让一个人没有尊严的,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合法伤害”能力,还有老百姓对政府部门权力认识的一个误区。

  这一误区就是,民众总是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就代表政府甚至国家。其实并不是,他们的行为如何,是受到法律限定的。一旦不履行职责,或权力滥用,民众不和他较真,他就没事,真和他较真,没人保他的时候,他就根本保不住。

  李劲松认为,行政机关的那种“只听领导的”定位,培养的那种权力观,极易转变成权力私有化和对公民的侵害,而公民如果有了痛感不喊出来,而是默认它的合理性,不懂得伸张自己的权利,只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毕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也如此,两者是互动的。

  “用公民责任呼应政府的理性力量”

  在李劲松看来,这次中央部委进行“三公”经费公开,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在他眼中,从治理“三公”消费来说,中央部委并不是重点,真正的“三公”消费腐败治理重点是权力金字塔的中层和底层,尤其是底层,它们太大了。但是,中央部委必须起一个示范和带头作用。如果中央部委公开了,那么无论从法理、情理上,省市和基层政府部门,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公开。整个权力系统和社会也就能够形成这种具有巨大力量的共识:公开是政府的法定义务。

  “要改变一样东西,总要先有人站出来坚持、坚守。如果法律人都没站出来,那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最为顺手。不要管其他人,你自己先做了,就有一点光,而且大家会看到。”

  “顺手”、“责任”这类词语,往往被李劲松用来解释自己的很多行为。他不说的其实还有一个词——“理性”。

  2011年1月9日,在温州钱云会案陷入僵局的时候,李劲松给温州市政府发去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温州市政府依法公开和这一案子有关的108个相关问题的信息。温州市政府很快回复,说信息由公安局掌握,政府难以提供。

  对于李劲松来说,他当然不能指望这一点。但是,在权力已对事件形成封锁之际,借政府信息公开,此举启动了法律程序,使对事件的关注、追问合法化。

  “我做事的时候,其实是很少主动冲在最前面的,基本上都是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出来,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或主流媒体已经不发出声音的时候,才主动出来。”李劲松承认,从2005年自己在北京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并任主任后,他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从过多地强调和践行公民权利,到更多地践行公民责任。

  “做了律师事务所主任之后,才发现,‘当官’还是比较辛苦。视野不同,想的和做的,就有了一点变化。不能只从下往上看问题,也应考虑从上往下看问题。”

  他确立的一个原则是:只做建设性的批评。“如果我批评一件事,我一定是基本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才对,才批评。如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肯定不会批评。也就是说,如果我公开批评你一件事,那肯定是你错了,而且,正确的方案你应该知道,而且我告诉了你,你都不做。”

  他一次次地感受到,民间和官方其实都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理性的,一种是极端的情绪化的,后者对于官方来说就是集权和保守,民间的则是为打倒而反对。官方的理性力量,就是依法治国,促进政治文明,民间的,则是在强调公民权利时,也强调公民责任。他相信,这两者是有重叠共识和共同利益的。

  曾经和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局级官员的一次深入交流,李劲松感触很大。“站在他的角度,他认为自己通情达理,给你让步,但你步步紧逼,逼得他没路走。因为你知道哪些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如果他和你讲法律程序,讲不过你,你自己又得寸进尺,不懂得约束,那就会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没办法解决的地步。这样就可能导致他撇开法律,采用强力,形成恶性循环。你本来是要履行公民权利,却变成在官民之间鼓励一种极端的力量。”

  在李劲松眼中,这次以公民的名义向中央部委和几个直辖市的政府部门申请“三公”经费公开,是以公民责任,来让政府变得理性,具有政治文明,从而避免在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极端化的重要实践。

  就“三公”公开来说,中央部委这一层已基本结束。原则问题得到突破,技术问题和监督问题逻辑地置于前台。而从权力架构来说,接下来,轮到各省市登场了。

  “如果只是期待我李劲松一人做这件事,那么,13亿年也不会有什么进步。”这是李劲松说了不知多少次的话。他认为,只有真正到了省市这一级,对于政府是否真心继续推进政治文明,公众是否能焕发出公民责任意识呼应,这两者的结合能不能撬动中国前进的考验,那才真的来了。

  因为只有在基层,才能极大地焕发出公民的监督力量,更好地维系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来源:《南风窗》、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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