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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人大:亚运预算不能“拍脑袋”
作者:互联网    来源:互联网    点击:1395    时间:2011-6-4    编辑:何春锋

广州人大:亚运预算不能“拍脑袋”

王婧


  “身为广州市民,我对广州亚运取得的成就非常自豪。”广州市人大代表葛洪义在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态度好像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刚刚结束的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正是葛洪义率先抨击广州亚运没有达到节俭办亚运的目标。

  截然不同的评价背后,是葛洪义长期信奉的理念——“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近三年间,中国连续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世界级的盛会。但在人大会议上被代表质疑运动会预算,广州是第一个。
  
  会场内外
  
  据《羊城晚报》报道,2月21日下午,在海珠区代表团第一组讨论中,发生了如下一幕: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办亚运有不节俭的地方,老百姓都知道!能不能不说‘达到了节俭办亚运的目标’这种话?”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亚组委宣传部原部长罗京军:“广州如果没有亚运会,就绝对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建武:“这是两回事!亚运会对广州城市声誉的提高、民生的改善都有好处,肯定是要花钱的,但问题是,政府一开始说只要20个亿,到后来屡次改变预算数目,有向人大报告过吗?人大审核了吗?这种变动肯定是有理由的,但是政府自己拍脑袋决定,有没有尊重人大、尊重民意?”

  这一幕引爆网络。第二天,关于人大代表质疑广州亚运预算的新闻牢牢占据了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引发热烈讨论——仅在搜狐网,《羊城晚报》的这则消息,就有接近15000条评论。

  “事实上会场里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激烈。”葛洪义笑着说,他不过是在领导宣读过《政府工作报告》后,被点名发了言。

  这一天,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宣读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他念到“亚运城及各项设施建设共节省资金10.3亿元,实现了‘廉洁办亚运、节俭办亚运’的目标”的时候,葛洪义皱了皱眉头。

  这句话成为葛洪义发言的“靶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亚运会才刚刚结束,马上说‘实现了目标’非常不严谨,我觉得政府应该谦虚一点,没别的意思,更不是说亚运会不该办。”

  但这句话被代表们“扭曲”了。

  “罗京军一听就急了,开始强调亚运的意义。我忍不住插了句话。”黄建武说,“其实我们谈的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压根就没有‘争执’,彼此也没有异议。”

  当黄建武的话说完之后,罗京军说,“哦,你说的是程序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后这场分组讨论宣告结束。

  “本来觉得没什么,后来看到媒体接力报道,嘿,我发现这还真是个有意义的事情。”葛洪义说。

  在第二天的分组讨论会上,海珠区、番禺区等代表团均开始热烈讨论此话题。明星代表钟南山称自己在查资料时发现,广州亚运“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资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

  从20亿到2100亿,预算的“跨越式发展”,自此成为会场内外关注的焦点。
  
  “不出来说不行”
  
  会场外,几十个记者正将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包围,要求其做出解释。张杰明是中国首个“晒政府裸账”的市财政局局长,以“开明”著称,被当地记者称为 “财爷”。

  这是滑稽的一幕:一群记者举着录音笔或者拿着纸笔,将张杰明从八楼一直“围追堵截”到一楼大堂门口,逼“财爷”开腔。一名参与“围追堵截”的记者说,“这在广州很常见啊。(舆论)都这样了,财爷不可能不说话的,他要是不说点东西,至少要道歉吧。”

  广州的记者们似乎有天生的优越感。在亚运筹办甚至举办期间,他们屡屡给亚运“挑刺儿” ——他们把BRT(快速公交系统)称为“史上最长小火车”;他们把讽刺广州交通拥堵的《广州欢迎你》搬上荧屏,“我家大门常打开……”变成了“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官员的多次公开道歉。早在2009年10月,时任中共市委书记朱小丹对迎亚运工程给市民带来的影响表示道歉。其他广州市领导,如时任市长张广宁,现任市长万庆良,副市长陈国、邬毅敏等,都因亚运工程对市民生活带来的干扰而相继表达歉意。市建委、市交委等部门领导的道歉更时常见诸报端。

  2010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检查广州筹办亚运工作时也称,由于亚运施工的关系,给广州市民带来生活上不便,他表示道歉。

  即便亚运会已结束,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张杰明还是不得不“开腔”。他表示:亚运会、亚残会的运行费用支出为136亿元,涉及亚运场馆、涉亚设施等城市建设的费用为890多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开支,总共支出1300多亿元。

  此后,他主动请求《南方都市报》来专访。“我本不想出来说,但是后来发现舆论跑偏了,网上消息铺天盖地,我不出来说也不行了。”张杰明说。

  在专访中,张杰明对几个数据进行了清晰的界定:136亿是亚运正式筹办资金;1090亿是城市重点基础建设资金,其中仅新开通5条地铁线就花了547亿,另外还有185亿的道路桥梁建设费,190亿的环境综合整治费和168亿的治水费用。2200亿则是广州上报给国家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市发改委2005至2010年6年的重大项目在里面。

  葛洪义和黄建武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历年的政府预算报告中,亚运会的开支从未有过专项资金的报告,这也使得人大代表们“搞不清楚每一笔钱究竟是怎么花的”。

  不过在经历了人大代表和媒体一致质询后,张杰明表示,“像亚运会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究竟花了多少钱,不是工程一结束就能够知道,还要评审。最迟在2013年,肯定会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答卷,到时我们也会把凭证都提交到市档案馆,公民持身份证可以查看每一笔开支。”
  
  具有价值影响的广州模式
  
  但人大代表们仍不太满意。

  对黄建武而言,他不满意的是政府屡次修改亚运预算,却从未向人大报告过。在会场上,黄建武曾斩钉截铁地表示,程序问题反映的是法治问题——“你这样拍脑袋干活,别人就会感觉不民主!广州能不能在民主法治方面给全国各城市做个榜样,创造一种具有价值影响的广州模式,这才是需要我们好好总结的”。

  他特意在大会上举了香港特区的例子——香港特区政府想申办2023年亚运会,他们需要申请60亿的拨款计划,不及广州亚运的一半,但被立法会否决,64名议员中有40人反对。

  媒体人士闾丘露薇说,“香港政府闯关失败,一个原因是拿不出详细的计划书,申办的经费,从一开始的400亿港元,到最后变成60亿,让人担心,既然数字可以这样伸缩有弹性,那么到时候,整个项目会不会变成一个无底洞。”

  黄建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亚运,亚运给广州带来的好处大家有目共睹。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共预算专家表示,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有“四部曲”:第一,是否可以授权;第二,成本如何测算;第三,能不能花这么多钱;第四,资金从何而来。

  在中国现阶段国情下,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只能将每年度的所有预算简单地“打包”,并投出“同意”“反对”或“弃权”票。于是,对预算细节的种种建议和意见,只有“两会”有机会进行询问。

  事实上,早在2009年广州“两会”,市人大代表就质疑了486亿治理河涌的资金——这是“涉亚项目”。广州市政府为此成立地方性政府融资平台——广州市水投集团,同时将白云湖周边的土地打包划拨给房地产开发商,筹得200多亿元用于治水。

  黄建武正是当年“炮轰”400亿治水的人大代表之一。他认为这种“或有负债”的投资模式“不可靠”,因为政府无法对其进行担保。一旦担保,如果负债,政府则要为其埋单。此话题引发了大讨论,比如划拨土地是否合法,政府担保是否可行等等。

  张杰明也对媒体坦承,“广州市政府成立了城投和水投两个平台来融资。截至2010年12月底,城投融到了357亿,水投融了220亿。”

  上述公共预算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预算法》中并没有规定此类地方性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需要通过人大审查,但这也确实是地方政府大规模负债的主要原因。”

  如果在别的地方,也许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但在广州,经过人大协调,政府部门马上来到现场就此问题做出回应。

  “结果虽不令人满意,但我们应该赞赏政府的态度。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积极回应,作为人大代表,才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黄建武说。

  监督的基础,是公开预算。正因为广州是中国第一个晒政府部门裸账的城市,这里的人大代表们对政府的预算更加关注。为了更好地管住纳税人的“钱袋子”,2010年底,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广州市政府投资管理条例》。该条例实施后,凡是用财政性的资金进行的投资项目都要接受人大会议的审查。

  葛洪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的人大会议投票,广州市政府预算的得票率都是最低的。但你看别的城市,政府预算的得票率肯定不是这样。”

  在2月25日下午的表决中,与会496位市人大代表对《广州市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1年预算报告》进行表决,结果赞成374票、反对87票、弃权34票,还有1位代表未按表决器,这份财政预算报告最终以75.6%的赞成比例通过。在当日大会表决的9份报告和议案中,这个结果果然是倒数第一。

  葛洪义毫不讳言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投了弃权票,因为我觉得预算报告里很多东西没说清楚。当然,这不说明广州做得有多不好,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
  
  广州的气度
  
  无一例外的是,无论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对亚运预算开支如何批评,但面对媒体时,他们都一致认为,广州市政府“开明、包容”,“必须肯定”。

  葛洪义表示,对中国而言,类似于亚运会这样的大项目,往往是“政治意义大于娱乐意义”,也因此动辄倾“举国之力”,提升一个城市的国际地位。“平常可能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项目,在政策的支持下能够快速推进,这也是为什么连地铁、河涌都要打上‘涉亚项目’的标签。”

  作为广州市民,他们为亚运而自豪——广州仅以一城之力,向全世界贡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亚运会,并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城市。进入2010年以来,广州的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至97.07%,优于亚运空气质量保障设定96%的目标。全城121条河涌水质明显改善,珠江两岸夜夜流光溢彩,“小蛮腰”下游人如织。这一年,广州交出漂亮答卷,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成为全国第三个突破这个里程碑标准的城市。

  但作为人大代表,他们尖锐地批评政府,因为能够“做得更好”。钟南山在发言中谈到:“过去几年,广州在治理城市、治水、治空气、商业、城市规划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跨越,但是在改善老百姓的收入这方面没有多少跨越”,他因此担心:“广州去年开支那么多,民生怎么办啊?”这被媒体誉为广州亚运下的“民生之问”。

  然而更为广州挣面子的,是这个城市的心态。

  “落雨大,水浸街……”半年前,一场暴雨导致水漫广州。这首被注入了民主监督“基因”的广州童谣,居然成了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开场乐。

  政府领导反复道歉构成筹办广州亚运的一道风景,港澳媒体甚至写下:“广州政府是不折不扣的‘衰仔’,天天低声下气,动不动推翻自己的决定……”

  “如果你爱她,请她坐广州地铁,免费;如果你恨她,请她坐广州地铁,要命……”政府由此再次向市民道歉并匆匆宣布取消免费地铁。

  ……

  从亚运会的申办成功到成功举办,这6年间,广州市民不断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建议,政府从善如流,闻过即改。于是,媒体将包容、开放、互动、公开等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特质都加冕于广州之上。这种加冕,无疑是广州得到的最大、最重的一块金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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