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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官员们讲政治
作者:互联网    来源:互联网    点击:1661    时间:2010-10-28    编辑:何春锋

给官员们讲政治

记者 周华蕾

 

  换了头些年,于建嵘说什么也不情愿给领导干部们讲课。身为社科院农村问题的专家,他和许多同事一样,觉得效果不佳。倒不如埋头做他的学问,多走访几个乡村,多接待几个上访的兄弟姐妹来得实在。

  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拐弯,是在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那次课程安排纯属偶然,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题。当面对几十名省部级高官,一桩桩摆出杨佳、邓玉娇、瓮安、石首和上访村的时候,于建嵘感到听众的情绪明显不一样了。下课了,高官们呼啦一圈围上来,争论汹汹。

  又一次,浦东干部学院请于建嵘给基层干部讲课。事关群体性事件、拆迁和信访一票否决,六十多个县委书记显然更有切肤之痛,中途3次全体起立鼓掌,这自发而持久的掌声让浦东干部学院的老师也惊讶了。

  过去,于建嵘常常得到“喜欢到处乱讲话”、“脑子里少根筋”的评语。2004年起,他主张弱化乃至撤销信访制度,他在调查报告里说,在当时“信访形势一片大好”的舆论中说,当着国家信访局的面更是说。此后,他沉寂了好几年。

  孤独了许多年,终于,这位用脚行走的草根学者意识到,在学界逍遥的唇枪舌剑之外,原来整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们才是最积极的学生。

  于是现在于建嵘整日飞来飞去,2010年10月14日飞太原,15日飞北京,19日飞广州,21日飞杭州,专门给官员讲课,忙得陀螺一样团团转。讲台上的于建嵘依然“轴”得厉害。他会习惯性地以“我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食指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

  尽管被骂得很惨,“学生们”也不恼,反倒是欢迎“能说真话”的于老师,甚至会“连上厕所都不舍得去”。课堂上,他们有时笑,也叹气,有时掉眼泪,还有时候激动得一拍桌子、说改革就改革了。

  “这些问题,党委开会也经常讨论”

  一位干部趁上厕所的间隙,向于建嵘表示理想不能与现实接轨的矛盾:“你太伟大了,敢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学者,我是个小官我怕。”

  2010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B105教室,聊城市中青干部培训研修班。

  于建嵘灰衣站在讲台上,黑框眼镜,有几缕乱糟糟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贴在前额上,浓重的湖南腔。

  他说到群体性事件。从1996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90起增长到90000起,翻了近十倍。放视频:石首抢尸事件,一面是绿森森的武装和盾牌,一面是灰蒙蒙的嘈杂人群,你一块我一块地往武装部队扔石子。

  学生们把弓起的腰直了起来。

  他说到个体极端事件与社会稳定,放PPT……

  台下有细碎的交头接耳。

  于老师说:“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网民)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学生们笑。这样的言论卓有成效,于建嵘自豪的是,前不久山西一个市委副书记电话他,抱怨说当地干部没人肯去拆房子了,说于教授说的,死了白死。

  他说到泄愤性暴力,2010年3月23日的南平血案,“反社会心理可怕的传染”。放PPT:老百姓高举标语,“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随后PPT切换:一所粉红色尖顶的幼儿园,漂亮得像积木,栅栏前是市民自制的横幅,“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

  学生们爆笑。有人叹口气摇头,还是忍不住笑了。

  炮轰信访制度时,于建嵘放他当年入驻上访村45天拍摄的纪录片:背景音乐是《二泉映月》,有大量图片资料,最后是访民自编的《上访愁》,边哭边唱。

  纪录片放映近十分钟,后两排的干部都站了起来,从头看到尾。一位紫衣短发的女干部从包里掏出餐巾纸,抬起眼镜,擦了擦眼睛。“这些问题党委开会也经常讨论,只是没这么尖锐,没这么全面,没这种高度。”一位年轻干部说。

  课间休息的时候,一群学生围上来要于建嵘的名片。

  一位干部趁上厕所的间隙,向于建嵘表示理想不能与现实接轨的矛盾:“你太伟大了,敢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学者,我是个小官我怕。”

  在课上对着“学生”开骂

  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10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传真,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价码随便开。但好说歹说于建嵘就是不同意,“当地都是些贪官污吏,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戳着他们鼻子骂娘。

  大多数时候,于老师是尖锐但始终和蔼可亲的。他既了解“你们这些当官的”,又循循善诱,他举例说,惹事了,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当官的,一定要说,“兄弟,我跟你一样下岗了”;实在要抽好烟,记得换个便宜的烟盒子,免得像周久耕被人肉搜索了;当然,最好也不要写日记。

  于建嵘认为,“现代科技解构了中国政治生态”,他在PPT里给上访者张居正的礼物来了个特写———表面上看是一支钢笔,实际上它是一个针孔摄像机。而这高科技设备只花了273块,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四楼买的。

  他说:“今天中国没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建议你不要发怒,不要去骂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扬威,因为一不小心你就麻烦大了。一旦骂了,有录音,有录像,他把你一上网,贴个标签,说‘史上最牛某某主任’(职务应学生的身份而变化),你领导一定要你下台。”学生又笑。

  可是,遇上点名批评,学生们就笑不出来了。

  有回在河北行政学院讲课,向来对拆迁有话说的于建嵘一时来了劲头,提起河北的“三年大变样”、“大拆大建”,痛骂一通,院领导吓得脸色铁青,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请他。还有一次是在辽宁某市,数年前调查黑恶势力渗透农村时于建嵘曾经来过这里,便拿当地树了靶子,一口气说了好多问题,市委书记面子挂不住,放学后饭都没吃就走了。

  后来于建嵘反省自己,何必闹得大家都不畅快呢,就换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调侃,“你们某某地我搞了大量黑材料,搞得我不高兴就公布出来。”这并非讲笑话而已。于建嵘在京郊农村的四合院里,特辟了一间“黑材料”房,满满两面靠墙的书柜都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覆盖全国2860个县。某种程度上,这些档案是一个地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早“瓮安事件”四年,2004年底,他就收到过瓮安逾千群众关于征地的举报信。如今,这些举报信已经四五万封了,数量仍在扶摇直上。各地访民隔三差五登门拜访,有时大清早5点就来拍门,于建嵘照单全收。

  心中“冤气”愈是沉重,就难免控制不住脾气,在课上拿着“学生”开骂。实在不爽,于建嵘就直接“罢课”。

  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10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传真,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价码随便开。但好说歹说于建嵘就是不同意,“当地那些官员,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戳着他们鼻子骂娘。

  即便专拣不好听的说,学生仍是觉得,“总之,一句话两个字:过瘾”。邀请函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在北京朝阳区党校,于建嵘已成为“头牌”———三四十名教师里,学生给他的考评分排名第一,每逢中青干部和处级以上干部开课,必请于建嵘。

  上海政协一位干部对于建嵘说,听了你的课,突然觉得可以喘气了,因为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刚性稳定是潜在危险

  “你们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判断,于建嵘的观点有二:其一,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二,刚性稳定是潜在的危险。

  私底下,不少干部向于建嵘描述了一种“铁屋里加热”的焦虑。他们也在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上个月,给某地级市科级以上干部授课时,于建嵘再次炮轰信访制度。下课后,人都散了,当地的信访局局长激动地走上台,说着说着,忽然大哭起来。他说“两会”那会儿,他就天天穿着小马甲,守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截访,来一个本地的访民他就截走一个,不去也没办法,领导会认为对“两会”不够重视。但他打从心底里难受,觉得这活不是人干的。2007年,捆绑了“领导一票否决制”后,信访制度衍生出销号、“安元鼎”的怪现状。社会舆论的指责不休,基层干部也困惑,“每到重大节日,就通知公安干部们值班,这两年任务特别重,对干部也是负担。”湖南一位县委干部说。

  10月10日,于建嵘到江西南昌给所有的公安局长讲课。放完“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二次劳教三次坐牢”的红色横幅,他愤怒地搬出了并不合符科学的因果论:“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其中一位公安局长给于建嵘发短信表示感谢。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希望隐去姓名和职务,尽可能不出头,不多说话。他说最近手上事太多,还没有认真地回味和消化于建嵘的课程,这主要是提供了理论的指导。而该辖区的群体性事件已呈大幅下降的趋势,他并不感到痛苦和压抑。

  也有人直率地对于建嵘说,“你反正不做实践活动,道理都对,但生存是基础”,说到底,每个人都只是国家机器里的一个零部件。

  于建嵘理解这多年来惯性的运转。他说到矛盾重重的司法:曾经一位湖南省高院的法官说,我们是“有良心没办法”,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

  于建嵘说:“假如市委决定要搞一个重点工程,拆老百姓房子,老百姓到法院去告,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法官,你肯定不敢立案,立了案你肯定不敢判,要判你也不敢依法判,因为只要依法判,你这个人就叫不懂政治。

  他认为,只有解决了司法制衡,约束基层政府,才能解决今天的刚性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官员们豁然开朗

  于老师准备在2860个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

  于建嵘湖南人,1962年生。

  他曾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整整八年。父亲当过打游击的共产党官员,“文革”来了被打成“土匪”,一家人都被撤销了户口。没有粮票,母亲就去粮站扫垃圾米,攒给一家人做饭;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染黑了做布料,找盲人裁缝给他做外套;当他开后门获得了旁听的机会,穿着这件“最好”的外套来到小学教室里,被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班长认了出来,她高喊着命令同学把这个“黑人”拖了出去,衣服也撕烂了。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思索:怎样让子孙后代免于“黑人”的恐惧?他立誓关注底层人群。

  他在课堂上一次次提出,社会和谐的基础,是明确的权利、有权威的司法制度、真正的代议制度和开放的媒体。

  这样疾呼的结果,也不全是无奈。

  他的老家湖南长沙,中秋节前出了一件事。当地治疗网瘾的“倍腾学校”里,三名教官打死了一名入学仅3天的少年。学校想让官方帮忙捂盖子,要求不让媒体报道此事。于建嵘的课让当地有了思路上的转变。宣传部门告诉学校,“突发事件后,不要躲躲闪闪的”,这种情况不允许,应该及时公布官方权威信息,让谣言止于公开。

  事后,当地长沙县宣传部副部长马博向于建嵘发短信致谢:豁然开朗。

  讲了这么久,于建嵘总结,30多岁的干部不敢冒险,50多岁的干部要退休了也干不动了,倒是接近50岁的干部,干成功了或许提拔,干不成功也无所谓。

  最近,总理温家宝发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的言论后,于老师准备在2860个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

    (来源: 《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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