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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摘编
作者:互联网    来源:互联网    点击:699    时间:2013-9-19    编辑:何春锋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摘编

记者 刘斌 整理


  我们要搞法治,不要搞人治。现在是人治,官的权力太大了,想卡就卡,提高效率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怎么摆脱一些事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成天开会,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对这个现象,人民群众非常不满。

  官的权力太大了

  现在基层搞一个项目确实很难,有人统计过,要盖109个图章。有的事,一会儿说行,一会儿又说不行;这个人说行,到那个人又说不行了,没个依据。要用法来管理。你先把项目的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对照,依法办事,不要盖那么多图章。但是有一条,如果事后有关部门在检查时发现项目情况不符合法律法规,就重重地罚你。我们要搞法治,不要搞人治。现在是人治,官的权力太大了,想卡就卡,提高效率就是一句空话。

  ——1988年2月12日《关于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的意见》

  老实说,在上海审批一个外国投资项目,需要盖多少个图章、花多少时间,我没有统计过。我看过一个调查报告,有一个项目审批是盖了126个图章。但是,后来又有一个报告统计数超过了126个。究竟需要盖多少个,我也搞不清楚。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要求“一个图章”。只盖“一个图章”,这个发明的“专利权”不在我。江泽民同志在他当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提出过把所有的图章击中在一起一次盖上。我在他当年的基础上提出,与其把所有的图章一次盖上,不如把它们合并成一个大图章一次盖上。可以说,我的这个“专利权”是在江泽民同志“专利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现在盖“一个图章”要多长时间,那就很难说了。我刚才问叶龙蜚先生需要多长时间,他说要看不同的项目才能决定。但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如果你告诉我们说哪个国家批同一个项目比我们还快,那我们就要赶上他。

  ——1988年6月10日《在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成立新闻发布会上的答问》

  工作中有不同意见,要展开讨论,我欢迎反驳我的意见。当面同意,有意见也不反驳,事后又不执行,这就不好了嘛!有的单位对我讲的,根本不当回事,把我交代的事当作耳边风,说到底,就是“你说你的,我们工作做得不错了,你总来指手划脚,挑毛病”。这不行!遇事我要问到底的,你不给我办的事,我是没完的,每次开会我都要提。

  ——1988年2月27日《转变思想观念,上海就大有希望》

  在对各种不正之风、官僚主义也要揭露,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虽然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但是由于不负责任、搞不正之风、以权谋私等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可是大得不得了。而对这种人往往没有办法把他们绳之以法,现在还没有渎职法,但是可以叫他们下台。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就有点手软,有一位局长就当面跟我讲:“我是下不了手。”你为什么下不了手?你要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话,有什么下不了手?当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自己行得正、立得稳。你自己吃吃喝喝接受人家送礼请客,讲交情、关系,你敢得罪人吗?所以,我们应该扶持和鼓励正气,一定要压倒这个邪气。大家都来根据党性、党的原则办事情,绝对不能讲情面、讲关系,不要怕得罪人。

  ——1990年11月28日《重视和做好信息工作》

  是不是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

  我有一个建议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我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绝对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这也还得上。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哪里有成立大会,哪里有喜庆大会,都要坐在那里陪一会儿,你不出席,就会引起很大误会,是不是你不重视这方面?另外,什么人来了你都要见,这样的话,使我不能真正冷静下来思考、调查一些问题。所以,我再一次向在座同志呼吁:你们那些喜庆活动不要请我参加。搞这些活动,效果是不是都好?我也怀疑。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职,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样的下场?同志们,我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事情办得这样慢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心里就发急。当然,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1990年11月28日《重视和做好信息工作》

  我们怎么摆脱一些事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成天开会,什么事情也办不了。我们有的区长主持开会,一讲话三个小时,从主持会议第一句话讲到散会,这个习惯要改。哪里有这么多话要讲?第一次肯定可以讲这么多,还有不少新的内容,第二次我相信你有20%是重复的,再讲第三次肯定有一半是重复的,干吗要浪费大家时间?尽是自己讲话,怎么能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呢?

  ——1991年3月9日《关于做好干部工作的四点意见》

  小平讲,“我一贯就主张胆子要大”

  我送小平走的时候,在车上他的几句话对我们鼓舞很大。他讲:“我一贯就主张胆子要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另外一句话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马上,下面一句话又说:“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他还说:“肯定比广东要快。”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小平同志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我和小平同志讲,泽民同志是从上海过去的呀,我们不便和他多讲。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说话了,小平同志接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以后,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在场,小平同志说:“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1990年2月26日《向乔石同志汇报时的发言》

  在4、5月份的时候,中央就已经考虑这次访问,江泽民同志亲自过问这个事情。因为当时考虑美国要取消我们的最惠国待遇,一年要议一次。如果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取消了,我们就要反“制裁”,这就必然会导致双方外交关系的大倒退,影响我们对美国120亿美元的出口和美国对我们80亿美元的出口,这样整个200亿美元的买卖就吹了。这个影响相当大。因此当时就要去美国做一下这个工作,晓以利害,主要是做议员的工作,因为主要问题在国会。这件事,当时一直由江泽民同志亲自过问,跟国务院、外交部一直在研究怎么去法。4、5月份,江泽民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说准备让我去,美国专门邀请上海市市长和其他的市长去访问,正好有这个机会,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邀请去访问了。

  如何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很巧妙地在美国宣传,这是很重要的。美国的新闻媒介是很难弄的,对我们是封锁的,我们讲的很多话,他无可辩驳,想造谣也无法造谣,他就不报道。所以我到处去讲,你们美国不是讲新闻自由吗?但我讲了好多话,你们都不登。我到处去讲这个问题,后来当地的报纸听了我这个讲话就登了。

  朱启祯大使跟我讲,这次访问是一个突破,是去年政治风波以来的一个转折。他自从去年上任以后,没有见过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过去对华很友好的议员现在也不见他,没有任何一个高级一点的美国官员到驻美大使馆来。很多知名的学者,过去都是很友好的,去年政治风波以后就不到中国大使馆来了。但是这一次,朱大使跟我一起见了二十多个议员,白宫的官员也都见了。

  ——1990年8月25日《关于访问美国的情况》

  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觉悟

  党内有问题不可怕,党总是要新陈代谢,要纯洁自己的队伍,这样,我们党才能发展、前进。可怕的是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在腐蚀我们党,讲情面,拉关系,“与其种刺,不如种花”。四十多岁的人想着怎样上去,能为自己说好话的人多一些好;五十多岁的考虑自己要下来了,何必得罪人呢,为自己谋一个后路。这种作风传染到我们的同志身上、领导干部身上,这个党就不好了。

  ——1991年1月24日《在中共上海市纪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对这个现象,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所以群众说,共产党把党员标准越来越降低了,过去说为了人民得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党员要“吃苦在前”,现在变成“同甘共苦”了,甚至连同甘共苦也做不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突出地讲不行。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对这个问题需要提得高一点,得有一个办法。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等的。

  ——1990年2月26日《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

  我现在感到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不是怪干部,是我们这一套工作程序、工作方法、机构、体制把人都拴死了,一天到晚开会,一天到晚发文件。文件发得很多,好多人没有好好看过。我要把送给我的文件全看过,什么事情都不要干了。我这个人又喜欢看东西,还老要翻一翻,所以累得要死。我不是说不要掌握情况,而是要到下面是体察民情,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对区一级的工作,我希望你们第一把手带头,摆脱事务,深入基层,沉下去,到群众中去。这样,你们才知道这个区的工作怎么抓、重点抓什么、如何抓上去。我们提出这个办法、政策,群众会有什么反映?我们既不要犯急性病,更不要犯慢性病。上海现在急性病不太多,慢性病是常发,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觉悟。

  ——1991年3月9日《关于做好干部工作的四点意见》

  我们搞改革开放,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就要把人类历史几千年,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来所有优秀的东西都吸收过来,为社会主义所用。我感到就是公有制这一条绝对不能变,其他经济形式都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来鉴别和选择。

  ——1991年3月9日《关于做好干部工作的四点意见》

    (来源:《南方周末》201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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