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
致新访客
加入收藏
 您现在的位置: 兴化语文网 >> 文章中心 >> ≡青春阅览室≡ >> 时文赏读 >> 中国吾爱 >> 正文  
  推荐专题:历届高考试题||百家讲坛||CCTV10《读书》||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华好诗词           ★★★
回乡?那我就是一个笑话--梁鸿眼中的乡土中国
作者:互联网    来源:互联网    点击:924    时间:2013-7-18    编辑:何春锋

回乡?那我就是一个笑话

--梁鸿眼中的乡土中国

记者 张英

  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每一天,中国都有上百个村庄消失。梁庄也是那千万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之一。

  梁庄在河南穰县,离省会郑州426公里,离南阳80公里。在中国地图、河南地图上,都看不见它。即使在南阳市、邓州市的地图上,梁庄也只是一个小黑点。

  因为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出版,这个普通的村庄,逐渐被外人知晓,和费孝通笔下“江村”一样,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标本。

  通过五个月的回乡调查采访,梁鸿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故事,真实记录了乡村的破败和荒芜过程。此后,梁鸿又用了一年,沿着梁庄人外出打工的路线,走访了十余个省市三百四十余人,在《人民文学》发表《梁庄在中国》,讲述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出梁庄记》。2013年4月28日,梁鸿凭借《梁庄在中国》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

  梁庄曾有150户人家,六百四十多口人,如今的留守者不到200人,大多是老人和儿童。30年里,村民陆续离乡,前往北京、郑州、西安、深圳、青岛、内蒙古、新疆等地打工谋生。

  2013年劳动节,南方周末记者从邓州出发,在梁鸿及其家人陪伴下来到梁庄。

  你看到的不是“农民工”,而是一个“人”

    南方周末:梁庄的什么让你念念不忘?

  梁鸿:对我而言,梁庄不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学意义的乡村,它是我的故乡。我看到五奶奶,和你看到的肯定不一样,我看到过她年轻的时候,知道她的每一个故事,察觉到她越来越矮,也越来越老。梁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点滴的幸福,生命流逝。我希望能够把人的痛感带出来,让你感觉他再不是那个风景里的人。

  南方周末:比如什么样的痛感?

  梁鸿:譬如五奶奶的大孙子宝儿11岁时在村里淹死了。孩子的父母,就是我的堂叔堂婶,在青岛一家电镀厂打工。我在青岛时,每天晚上跟堂婶睡在一起,听她的呼吸,很轻很轻,我知道她没有睡着。有一天晚上终于忍不住,我说咱们聊聊天吧。她第一句话就说,“自从宝儿去世之后,我12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跟我讲在这之前,她怎么有预感,怎么回家,身体怎么垮掉,怎么艰难地怀孕。她说有一天晚上看见蚊帐上面黑压压落一层蚊子,她说坏了,家里要出事了。还有有一天她上班突然晕倒了,觉得一定要出事。果然,孩子就没了。他们一路哭着回家,五奶奶跪着抱着她的腿哭,心里很内疚。等等等等。

  你在旁边听,觉得黑暗之中万籁俱寂,无数清晰的痛涌了过来。这个农村妇女白天从来不会谈的。她的伤痛永远是在心里面翻腾的。农民从来没有历史的机会,讲讲自己的故事,她只有在半夜讲,讲得非常完整。

  我希望把梁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呈现出来,哭、笑、痛,一个眼神,动作和姿态,都细致地描述出来。你看到的不是“农民工”,而是一个“人”。

  南方周末:《出梁庄记》写了从梁庄出去打工的三代人,每一代有什么特征?

  梁鸿: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年纪五十多岁,以前都是种地好手,对梁庄有一定的感情。城市对他们来说有着痛苦的经验。比如沿街卖菜,每天都被城管抓;蹬三轮的每天都可能要被交警抓,城市每天在驱逐他。他们对城市没感情,就是为挣钱讨生活,不管你怎么撵我打我追我,只要能挣到钱,我都可以忍。挣再多钱,他都是要回家的。

  中年一代农民,会夫妻一起打工,成功的可能会考虑在打工地买套房子,安家落户。但也很少真的就在那个城市定居下来。他们通常会在本地县城买房。一是房价便宜,二是生活成本低,离老家近,熟人多,心里踏实。

  第三代打工者基本上都是85后、90后,没挨过饿,没吃过苦,跟村庄没关系,也没感情。他们有的出生在城市,没回过农村;有的回农村,但时间短,连庄稼都认不全。但他们也不属于城市,住的是城中村,脏乱差,认识的朋友都是打工者的孩子,读的小学是打工子弟小学,师资力量不太好,高考得回老家。

  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期望值,跟城市的小朋友一模一样。要进外企,要挣八千一万的工资,要买车买楼。但城市不给他这个上升空间,所以他非常愤懑。比起前两代农民工,他们的公平意识、自我意识、享乐意识更加明晰。这是社会进步,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但这又给他们带来困境。他们很难实现理想,所以内心更没有着落,漂泊感更强烈一些。

  乡绅对村庄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你认为今天的梁庄为什么会逐渐破败?

  梁鸿:我们,包括大的社会、制度、文化和村庄里的每一个人,对这个村庄不爱了。物欲的膨胀,城市的消费习惯,影响到农村,影响了农民,也最大影响到梁庄。梁庄的新房并不少,但却仍然破败,这是因为没有人,而新房也大多是凌乱、单调的。

  另外就是环境和资源问题。传统农业经验有很多是非常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譬如农村的资源大都可以反复利用,我们的粪便,牲口的粪便,撒到地田当肥料,现在我们全是用化肥。以前小孩出生,尿布反复地洗,现在用的全是尿不湿,走在乡村大地上,遍地是触目惊心的垃圾。工业的过度发展,人类的过度消费正在乡村惊人地呈现出来。这并不只是乡村环境被污染、建没建垃圾回收站的问题,不只是资源浪费的问题,它显示了人类在这一工业化过程中惊人的破坏力和内心的迷失。

  南方周末:你说过最重要的是农村“没人”了,是哪种意义的“没人”?

  梁鸿:乡村的整个中壮年几乎都不在家。留在村里的老人、小孩大多也只是生活而已,很少能够对村庄的公共建设和发展有真正的参与。梁庄有图书室、电脑,有活动室,但常常落满灰尘。有知识有文化的,15岁到50岁这个年龄的人,都进城去了(在城市也不是一种有机性的生活)。许多农村老人六七十岁还带好几个里孙外孙,完全没有个人生活,并且真正可以说是老无所依。

  南方周末:没有人回流吗?

  梁鸿:今天谁回流?你熟悉的整个氛围没了,你的玩伴、亲人都没有了,村庄所有的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被抽走了,你回去干嘛?在今天的价值观里,如果我回农村去,会是一个笑话。他们会认为你是混得不好。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化的潮流中,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某一个农民、某一个人回乡。

  在历史里,我们有“乡绅”在支撑整个村庄的道德结构和文化结构,比如你在北京做官、经商,老了告老还乡。教教当地的孩子,出钱修学堂、建祠堂,结交文人雅士,并且经常会管理村庄的事务,这样的人对村庄的影响非常大。

  现在,考上大学的那些梁庄人会回梁庄吗?譬如说我,我会回来吗?就现在的状态而言,我认为我是不会回来的,我不敢做那么大的决定,因为我觉得我会被困在这“荒凉的孤岛”上。如果社会不从整体上扭转对乡村的基本认知,我想,乡村的“荒凉”和“消失”是必然的。当然,这也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的制度的最终目的。消灭乡村,建造城市。

  而对于大部分打工的农民而言,他也往往是在不得不回的时候才回。我们村回来的两个男的,一个腿断了,一个是小脑被砸伤之后,手萎缩了。另外几个快60岁了,回乡是为了带孙子。

  南方周末:等于乡村彻底没有了社会精英?

  梁鸿:是的,乡绅没有了,像我父亲这一代“爱管闲事”、又略有一点见识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我们这一代所谓知识分子又是在“逃离农村”的观念中上大学进城,年轻一代孩子也无不想着挣脱这个“鬼地方”。

  我跟和我一样从农村出去最后走上政途的官员有接触过。一般一届任期只有五年,要想升职,就一定要在短时间里出成绩。怎么办?种庄稼、搞生态农业、规划村庄的长远发展?肯定出不了成绩,只有卖地、盖工业园、引进工厂,马上有效益。在发展建设中,官员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小老板的利益,甚至一个村支书的利益,都可以挟持村民,牺牲他们的利益。有些地方让农民动迁,一开始量地,和政府测量人员一起出现的是房地产商,占地赔款是他发的,这片地升值的部分利益,被房产商和政府拿走了,跟农民没关系。

  这样的官员,应该说在他的村庄,他也是社会精英。难道他不爱他的村庄吗?在抽象意义上,他是爱的,那是他的故乡。但当他成为官员时,作为乡村孩子的那一部分越来越萎缩了,更多是体制和利益的化身。

  南方周末:现在,农村孩子通过上学,还能够改变命运吗?

  梁鸿:越来越难。在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通过“考学”这条独木桥进入更高阶层,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今天这条路也几乎被堵住了。原因很简单,一是农村的教学质量普遍在下降,“撤点并校”以后,很多村庄的孩子像“包袱”一样被塞在超级小学、超级中学中;二是农民孩子的父母通常都不在孩子身边,孩子缺乏真正的监管,很难考上好的大学;三是即使大学毕业,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我2011年在县城和乡下做了一些教育调查。看了看现在的数据,真是太可怕了。在乡村撤并学校后,小学统一撤到乡镇,中学并到县城,一百多个学生一个班,有时候四个孩子坐一个桌子。怎么教育?人太多了,老师根本忙不过来。

  现在义务教育不用掏钱,但生活成本非常大。很多农村的孩子,家远的要寄宿,有的要在镇上、县里租个房子,一年下来花的钱非常多。大部分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都是问题。农村孩子的辍学率其实很高,很多孩子坚持到初中毕业就不上了。

  无名的反抗

  南方周末:你认为“乡土中国”会消亡吗?

  梁鸿:在现在这种急进的城市化制度和进程中,肯定会消失。主要是精神结构的消失。原有的道德基础、文化样态彻底动摇,“利益”变为最直接的东西。

  原来传统的大家庭生活里,大家要面子,还有道德约束,你不能干太丢人的事情,做了错事会脸红。现在一拆迁,利益凸显出来,原来那套伦理价值观,迅速坍塌掉了,兄妹情感、父子亲情,全部没了。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这种文化坍塌不可避免,可能会更加严重。

  南方周末:农村日常生活中,还有多少传统文化内容?

  梁鸿:基本上都消失了。从1950年代开始,大规模破除“封建迷信”,拆除一切有形、无形的传统。祠堂、寺庙、戏楼、墓地、墓碑、牌坊、门楼,传统的建筑统统拆光;哭丧、法事、烧香拜佛,和传统有关的生活仪式,不再存在。

  梁庄原来有土地庙,我爹告诉我,村里死人了,一定要到土地庙烧纸钱,告诉阴间,我们这个人来了,希望接受他。后来拆除土地庙,还要哭丧怎么办,只好到十字路口去烧一烧,人变成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这里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去。现状流行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抚慰与粉饰,并非真的有信。就像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1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祇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

  南方周末:进城务工的农民,在他们聚居地是否还保留了一些乡村传统?

  梁鸿:农民进城,所有的人际关系,圈子,都来自农村。我在《出梁庄记》中用“扯秧子”来形容这一现象。村庄里的一个人来了,他的亲戚,亲戚带亲戚都来了。他们没有知识,没有经验,没有渠道,只有依靠原有的人际关系,寻找发展机会。每个打工者聚居点,都以老乡为单位聚在一起。

  他们的身份感仍然依靠这个“熟人社会”来建立。譬如我,我有稳定的职业和圈子,别人会尊重我,我在这个地方有我的价值感,有我的身份存在。打工的农民没有,他是一个原子,没有单位,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所以,他们只能抱成团,在城市远郊的村庄扎堆住,相互帮助扶持,形成利益团体。相互之间也吵架、打架、尔虞我诈、家长里短;彼此怨恨着、厌恶着,又亲密着、交往着,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

  这个封闭的区域,是他们熟悉的世界,是一个关系网,你是谁谁的小姨子,你是谁谁的小舅子,每个人都有存在感和价值感。如果是好人,会受到尊重;如果是坏人,会被人看不起。

  南方周末:他们与雇用者,与所居城市的关系,你用了一个词“匿名反抗”。

  梁鸿:“匿名反抗”是美国一个政治学家命名的:通过消极的反抗方式达到某种正义的补充。在遭遇不公时,农民绝不是认命的,绝不是我们想象那样默默忍受,他一定是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只不过那种方式被大家忽略了,但它依然是一股潜流。

  比如光亮叔在青岛电镀厂打工,电镀是一个高污染的行当,我的堂弟小柱其实就是中毒死的。车间排风扇坏了,老板们不换。打工者不满,不敢公开抗议,最后选的方式是偷金属板,一个卖七八百块钱,大家平分,算是一种正义的补偿。

  另外一些打工者,嫌工资低,用的是消极怠工。你剥削,我不给你好好干,让你的废品多一些,多消耗你一点成本,达到某种反抗。

  像今天更年轻的打工者,他们最恨别人看不起,往往会爆发,带刀去马路上寻事,故意挑衅打架,或者把路灯、桥栏杆、车站灯箱这样的公共设施砸了发泄。他们的反抗方式都是无名的反抗。

  河淹地关你何事先重打40大板

  南方周末:现在的一个提法:农民工不要来大城市,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搞起来,你们去这些地方。你怎么看?

  梁鸿:我觉得,农民工去哪里,是他的自由,是他的基本权利。

  先把农村变得更好,城市像城市的样子,农村像农村的样子。农村有和城市一样的社保、医院、小学,有很好的服务设施,很好的规划,空气是好的,有果树绿地,房子盖得非常好,可以上网,我干吗要在你城里?

  与此同时,如果他想进城,不管去哪个城市,你要公平对待。农民工应该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各种保障,不许随便抓不许随便打,尊重他,包容他,他自然也会越变越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梁鸿:这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拯救农村的衰败,恢复它的活力和生命力;有可能是一个历史坍塌的开始,农村彻底地消失和灭亡。

  有一个根本问题一定要问,我们到底要建构什么样的“新农村”?经济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我常听到基层官员,包括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说:我让你住楼房,多好的事情,你干吗不住,要上吊,要躺在那个铲车下面?那么反过来问他们:你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意愿?他花一辈子盖了三层小楼,住在里面非常幸福,突然有一天你告诉他:我给你盖个公寓楼,地还能赔你一些钱。你觉得他会信你吗?你觉得他愿意吗?

  南方周末:那你认为什么是更好的乡村,什么是乡村的幸福?

  梁鸿:晚清留学生在日本办了很多杂志,都是以地域命名的,《河南》、《云南》、《四川》等等。他们当时谈的全是乡村自治,平等,民主,谈的是方言怎么样转化,谈的是黄河流域怎么来治理,完全现代概念。在那个时候乡村是有开放性,是有可能跟现代接轨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乡村”、“乡土”、“传统”变成一个前现代的、落后的、一定要抛弃掉的东西?仿佛只有把“乡土中国”像肿瘤一样割掉,我们才能真正达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语流变。

  今天我们这种思维有一个前提,乡土中国要不得,赶紧把农村变成城市。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村变成更好的农村?

  南方周末:你认为农民在社会变革中,几乎没有主动权,一直是被动的状态。为什么?

  梁鸿: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农民无论是留在当地,还是进入城市,都是被告知的。我2011年写一篇论文查出来,从1951年到1959年,政府下发了八九条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法令、法规、通知、指示,如1953年4月17日发布《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4年3月12日《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等等。这些文件都是禁止农民流入到城市,因为要保障城里边的生活秩序。你是农民户口,去了没有福利,是“盲流”。这就是告诉你,你不能走,只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些基本造成了今日之间的城乡分治的体制。

  19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是被告知的。后来又告知他,你可以进城了,打工挣钱。为了城市建设,农民付出了家庭、情感,付出他的幸福、健康,最后又告诉你,城里没有户口,孩子不能上学,你再回农村去养老。

  现在,城市发展要农村的地,农民又一次被告知,把地腾出来,你们全部上楼。这些地腾出来干什么,你不要管了,还是一直被告知。

  南方周末:中国农民在未来的社会当中,还有可能摆脱这种被动地位吗?

  梁鸿:我在书里边讲了流传在当地的一个故事,叫“勾国臣告河神”。勾国臣是一个落第秀才,好抱打不平,爱管闲事。我们那边湍水年年涨水,淹了农民的花生、西瓜。有一天他喝醉了,又听见农民在骂:河神这么坏,每年都给你上供,你还在淹。他就想,我写一个状子,告到玉皇大帝那。状子写完以后他塞到门洞里边,等于没有上呈。后来有一天老婆跟他吵架,一气之下把他的状子全烧了。结果玉皇大帝收到了,说人胆敢告神,这还了得。就命令天兵天将来捉他到天上,你干嘛要告这个事情?勾国臣就说,河神太不像话,每年都淹农民。玉皇大帝说,你既没有种地,河淹地关你何事,先重打40大板。

  人间的勾国臣悠悠转过魂来,知道自己快死了,告诉老婆说,我死之后,你要把我埋在湍水的旁边,最近的地方。如果河水淹到我,我就可以告状了——关我事,你把我淹了。我的长辈讲,说也奇怪,每年湍水都涨水,但都绕过坟头,从来不淹。解放前这个坟头还在,我父亲他们还去看过。还有个石碑,上面写着:义士勾国臣之墓。这是真名。

  勾国臣大概是最古老的访民,上访失败了。但他还要反抗——把我埋在这个地方,你淹我,就干我事了,我就告你。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具有象征性,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来源,统统浓缩进这个神话故事里面了。

  (来源:《南方周末》2013年5月16日)

  • 上一篇文章: 领导“开门办公”之后
  • 下一篇文章: 把群租者挤出群租房后怎么办

  • 站务公告 | 致新访客 | 加入收藏 | 友情链接 | 关于本站 | 管理登录 | 
    版权所有©2002-2018 兴化语文网        苏ICP备05064156号
    站长:江苏省兴化市沙沟中学 何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