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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作者:互联网    来源:互联网    点击:835    时间:2013-2-23    编辑:何春锋

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记者 郭建光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学者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比她小半岁。两人相交甚好,儿时常一起玩游戏。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昔日“活泼、健康、阳光”的小伙子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因为奶奶怕影响孙女的声誉。奶奶甚至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的儿子,担心儿子和老头拼命。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着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早在两年前,梁鸿为故乡“梁庄”写的《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就记录了生活在故乡的人的哀痛。随后,她用两年的时间,记录在外谋生的梁庄人。在梁鸿看来,原本,他们是到城市“寻找《圣经》中的‘奶与蜜流淌之地’”,但是,很多人收获到的却是哀痛。

    在即将付梓的《出梁庄记》一书“后记”中,梁鸿写道:“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

    2011年元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在她的书中,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地方,是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普通的村庄。

    半年后,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访。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卖。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生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则旧闻吸引了她的注意,说是“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这原本是一则司空见惯的报道。如果不是内容与三轮车夫有关,她完全可能一扫而过。

    报道指出,××市交警支队认为,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遭到三轮车夫的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某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该市有一万余辆无牌无证三轮车,且呈现出集团化、信息化和暴力化的趋势。三轮车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该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还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报道还写道,有政协委员建议,该市已进入堵车时代,应当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

    当梁鸿拿着这则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

    “净胡扯。”一听到报纸这样评价三轮车夫,不少老乡抗议。他们纷纷向梁鸿倒苦水。

    三轮车夫出入的地方,多是人流集中、货物运输忙碌的繁华地段。早先,三轮车不用上牌照,也没有人向他们抽税。后来,三轮车多了,政府要求办执照,然而执照有限,很多三轮车夫只能当“黑户”。

    针对“黑户”,政府一直在治理。时间长了,逐渐衍生出一个产业链。按老乡的逻辑,这个产业链由“黑狗子”、“抢劫”和“托儿”构成。

    “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执法人员,却被当做有执法权的人。比如协警、治安员等都是类似身份与职能的人。

    “抢劫”是指“黑狗子”将“黑户”三轮车罚没的行为。

    完成“抢劫”这一步后,“托儿”上场了。

    “托儿”,是指与执法部门有紧密联系的人。三轮车被罚没后,车夫就找到“托儿”,付一定的酬劳,由“托儿”把罚没的三轮车要出来。酬劳接近三轮车价的1/4。

    梁鸿的记述中,车夫与“黑狗子”经常发生摩擦,有时甚至会有暴力冲突。有一次,一个梁庄老乡的三轮车被几个人扔到车上,欲强行拉走。老乡不干,死活护着车,但最终他被戴上手铐,车还是被拉走了。

    “托儿”的电话号码,几乎被每一个三轮车夫存在手机上。老乡打电话给“托儿”。不久,“托儿”回话,说他太犟了,对方不同意还车。后来,他联络了50多名老乡,站在交警队门口,高喊“还我车子”、“还我天理”的口号。最终,交警队还了车,要他交了100元停车费及罚款。

    “像这样的冲突很多很多。每听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梁鸿缓缓地说道。

    除了执法部门,当地的很多居民,对这些外来打工者,也没有表达出尊重。“你一个臭蹬三轮的”,“你一个臭卖菜的”,都是常听到的话。

    因此,梁鸿又听到了老乡们为维护尊严而打架的故事。当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有时甚至就是为一块钱的事,都可能发生打架行为。老乡们轻描淡写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鸿却听得心惊肉跳。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这些人,大多敦厚老实,在故乡生活得从容自在。

    她在书中如此思考老乡们的变化:“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他们的农民身份一再被别人强调,反而‘被农民化’。文化的丧失,伴随着自我的丧失。”梁鸿总结道。

    她赞赏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中的一句话:“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她把这句话写在书中很醒目的位置。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庄的韩叔家,这些年陆续有人到内蒙古谋生。

    先是女婿到了内蒙古,随后女儿跟着过去。接着,两个儿子“投奔”女儿。再接着,韩叔夫妇,以及一些亲戚陆续过来。目前,这一大家子聚集在呼和浩特市。

    女儿朝侠住在市区一个环境很好的小区,居室面积有150多平方米,装着灰细花纹的大理石地板,橡红色实木家具和实木门窗,看起来很是“有品味”。

    朝侠的女儿就在呼市出生,前几年解决了本地户口。她正在读高中,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几乎能全部听懂老家话,尽管她回老家的次数寥寥无几。

    在呼市待了10天,梁鸿观察到,出入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朝侠的女儿才练出了听懂家乡话的本领。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朝侠给她的回答是,有朋友,但少有深交,也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甚至在梁庄所属的地级市南阳,无论她的老乡住在豪华小区还是破旧民房,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句话。梁鸿将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

    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梁庄生活多年,28岁考取博士生,踏进北京读书时,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闲暇时都和老乡们一起度过。她甚至还写了一篇小说,描写她对北京这个城市的陌生。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但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起梁鸿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梁庄人,而不是北京人。正如她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前言中写的一样:故乡是她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那里不但有她多年的记忆,还有母亲的墓。

    实际上,大多数从梁庄走出来的人,与她的境遇有天壤之别。

    当她跟着老乡,穿过一条条巷子,到达他们租住的破旧房屋时,她能从当地人的眼神中读出“警惕”。在故乡则完全不一样。有人走进家中,无论穿着如何,主人都会热情递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碗茶。

    “我的穿着还算体面,别人都对我这样。我能想象得到,要是我脏兮兮的,他们对我一定特别排斥。”梁鸿说道。

    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幅图片,也让梁鸿唏嘘不已。一个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脏的农民工,坐上公共汽车后,没敢坐在空着的座位上,而是选择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上。“他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梁鸿说。

    梁鸿和在西安谋生近20年的虎子有一段对话。据乡亲们说,虎子挣了很多钱,但他“打死也不在西安定居”。

    “都在这儿20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在梁庄都差不多,还不算是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

    通过对生活在10多个城市的梁庄人的观察,梁鸿得出结论,她的这些老乡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多是依托老乡、亲戚关系辐射发展。老乡带老乡,亲戚叫亲戚,慢慢地,熟悉的人都凑在一起打工生活。就如同在城市中,复制了一个个梁庄。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鸿调查过北京西苑的河南卖菜村、牛栏山镇姚家村、青岛万窝子等梁庄老乡的聚集地,发现均是如此。有人一张罗,一会儿就能叫来不少梁庄人。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一句话,梁鸿郑重地将它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梁庄外出打工者中,进入工厂的也有不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一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她如此描述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的光亮的前额,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够看到青色的头皮。

    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长时间接触后,梁鸿才打开他的话匣子。

    在那家工厂,梁平是生产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梁鸿在书中写道:

    “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缠绕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的、肢体呆板的机器人。”

    “这不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翻版吗?”梁鸿叹息。

    这个年轻人还说,在工厂时,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时间玩。

    她问过梁平收入。年轻人告诉她,在这个工厂,先是3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过后,是6个月的考核期。在这9个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

    梁鸿在调查中发现,梁庄人所在的很多工厂,目前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那是加班加点干出来的。”年轻人告诉梁鸿,“你去试试,在机器跟前,一动不能动,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人被机器控制了。”

    说到这里,梁鸿才明白,这个年轻人的沉默,是在机器前形成的。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很健谈。

    “这不和马克思描写的一样吗?工人没有自己的时间,拿着最少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只有工作,工作,工作。”梁鸿一连串用了3个“工作”,来强调工人的生活。

    年轻人在不断叙述,梁鸿脑子里却想到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她把马克思的这段话,也写进书中。

    类似梁平的人,梁鸿还遇到不少。在厦门打工的丁建设就是其中一个。

    这是一个“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他经常在晚上步行40分钟到一个工友聚集的地方,但很少说话,很少参与活动,只是翻翻报纸,看看其他人打球。有时他什么都不干,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晚上9点多,他再徒步走回工厂。

    丁建设给梁鸿描述了一个黯淡的人生: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对象结婚,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

    梁鸿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友座谈会。她发现,打工者,尤其是年轻工人,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中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这是梁鸿听到农民工说得最多的对未来的打算。

    梁鸿请教过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推进。对方坦率地告诉她:“非常非常难。”

    这名人力资源部主任曾鼓励年轻的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生报考自学大专,并负责购买书本、帮助择校等具体事务。他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才给工友培训、做讲座。但3年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20名减少到5名,只有一名拿到了毕业证。

    “工人流动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人工作时间太长。一天10多个小时工作,下班谁还有精力读书?”主任告诉梁鸿。

    目前,这位主任的自考班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地方,但是,她又几乎是最晚去的。到了最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有点胆怯,有点软弱”。因为就是那个城市,让她的堂弟、也是她儿时的伙伴小柱,最终丢掉了性命。

    小时候,她和小柱经常玩一种“冲撞游戏”。两队人马,每一队的小伙伴都紧紧地拉着手,相距几丈远,高喊着:

    大把刀,

    耍得高,

    你的人马任我挑。

    挑哪个?

    挑XX。

    XX是某个小伙伴的名字。被挑的这个人,就拼命冲向对方的队伍,如果将队伍冲散,就把对方的一个小伙伴领过来,作为自己的队员;如果没有冲开,自己就留下。梁鸿通常紧跟小柱,因为小柱是队里的“常胜将军”。

    但小柱从青岛回来后,一下子就软下身体,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梁鸿一直想搞清楚,是什么导致小柱死亡。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柱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用氰化物为金属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种剧毒。

    在老乡的帮助下,梁鸿走进一家电镀厂,很快就领教氰化物的厉害。她在书中描述道:“一进到车间门口,一股巨大的蒸汽浪潮冲我而来。这蒸汽湿度和浓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进去一块冰冷的厚重的湿毡,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

    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而鼻腔,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

    梁鸿观察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乡解释说,车间温度高,湿度大,戴上口罩,呼吸不上来。

    “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梁庄老乡悲叹道。

    他们还说,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鸿查过资料,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肿、糜烂。她的哥哥开诊所,小柱生前,哥哥嫂嫂经常给小柱输液,发现“小柱喷出来的血发臭发腥。”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人还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着回去。

    梁鸿引用了里克尔《世界上最后的村庄》中的一句话,作为祭奠:“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

    “告,上哪告?有钱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赢。告了连几万块钱也拿不到。”当梁鸿问大家为什么不采取法律手段时,有工人这么回答。

    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梁鸿感到一阵阵悲哀。“记录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发抖。可是我又是如此无力,只能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城市对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而是坟墓。”梁鸿说。

    相对死亡来说,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就有点微不足道了。比如老板克扣工资等行为。

    当然,工人也在悄悄地“反抗”。怠工、偷窃或者破坏设备,是工人常用的一种反抗方式,他们借此得到“正义”。有学者称,这种匿名反抗的行为,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公开反抗风险很大。有一次,一家外资企业的几十名农民工组织起来,到这座城市的外资企业管理局告老板的状。老板经常强迫工人加班加点,不付给他们工钱。管理局推卸责任,将他们打发到别的部门。如此一来二去被踢皮球,工人们愤怒了,到劳动局门口列队站着。

    最终工厂被开了罚单,但工人们的噩运也来了。在梁鸿的记录中,先是领头的一个人在夜里被人打伤。第二天早上,他才被发现,“浑身青紫,奄奄一息”。后来,那些被认为是挑头的工人陆续被打。

    梁庄老乡在叙述的时候,梁鸿注意到,他们虽然表现出激愤,但随即又被无奈所笼罩。“既然你把事情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是她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呀,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梁鸿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耻辱的塑造者。”

    她自己在采访的后期,越来越“不敢面对”他们的苦难,时时想“逃避”。尽管这些人,都是她的乡亲。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两年期间,梁鸿走进很多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等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她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昏暗”、“潮湿”、“黝黑”、“肮脏”、“臭味”等是她经常使用的词汇。

    有时,她甚至不敢喝水,因为不愿走进那一个个肮脏的厕所。她在书中写道,一个漆黑的厕所,把老乡们“内在的伤心、内在的被损害以及对这种被损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起先,梁鸿很难接受这种居住环境。但当一些城中村拆迁,她的乡亲们被迫流离的时候,她的观点发生变化。当她再次走进城中村的时候,她甚至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有一次,梁鸿受邀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一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老学者站在台上讲,城中村影响市容,应该彻底消失。

    “当时我就想,如果在台湾,我会脱下鞋砸他。”梁鸿说。

    她没有脱鞋,而是站起来大声反驳这名老学者的观点。她反驳说,城中村给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居住活动的场所,是农民工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城中村消失了,那中国两亿多农民工将失去委身之所。

    “不能仅仅以市容的观点来看城中村。”她大声说道。

    会后,一名湖南籍的农民工代表,握着她的手说:“妹子,我就喜欢你说的话。”回到湖南后,这名农民工给梁鸿寄来一大包“杜仲茶”。

    每次采访中,梁鸿都会问被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你以后会回到梁庄吗?”

    回答各异。但她发现,即使是置身在一个狭小、肮脏、昏暗、潮湿的小屋中,对方也会告诉她,暂时不考虑回去。而在梁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宽敞明亮、干净卫生的大房子,只不过,平日里总上着锁。

    其实,他们不回去的答案,梁鸿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已经给出:挣钱生存。

    当然,梁庄也有回来的打工者。但回来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受伤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一样,身体软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乡,甚至都没有和工厂讨说法。

    梁鸿感慨地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中的一句诗:“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而她的故乡,现在一片萧瑟。一群老人和小孩,“守着发臭的坑塘,遍地的垃圾,过着毫无生机的生活”。

    这不是梁鸿记忆中的故乡,也不是她向往的乡村。她记忆中的故乡,是一个花草遍地、群鸭游弋、河水清澈、道路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

    去年的台湾之行,梁鸿对乡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台湾的桃米村,早先因镇里的垃圾掩埋场设在此处,居民们自嘲为“垃圾里”。尽管此地是通往日月潭的必经之地,可观光经济从未辐射到这里。和梁庄一样,在现代工业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下,一批批青壮年离开村庄。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桃米村获得了新生。一个基金会来到这里,“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致力社区营造工作。10多年的重建,一个生态优美的村庄再现,变成集观光、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建筑群。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桃米村里一片生机——就像梁鸿向往的乡村一样。

    然而,当她和梁庄人分享桃米村的经验时,没几个人把她说的当回事。甚至当地的领导,也没专心听她讲。

    眼下,“南水北调”工程,要占村里的地。大家更关注这个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

    村里人纷纷议论,村干部在土地统计上有虚构的部分,但大家只是发发牢骚,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抗议,仿佛这个村子的地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乡亲们这种身处事中、但又置身事外的态度,让梁鸿产生颇多感慨。

    她想起了黑女儿。这个可怜的女孩,小小年纪,承受如此大的创伤,家人却没有勇气将侵犯她的人告上法庭。但在村里,黑女儿却已成大家的谈资。

    她还想起了一件事。村里的军哥意外死亡,认领的告示四处张贴,可是军哥的弟弟却不敢去认尸。因为一旦确认,军哥的地就要被收回,“南水北调”的占地补偿款,就落不到他的弟弟手中。乡亲们在痛斥军哥弟弟无情的同时,又可怜他,希望他能得到军哥土地的补偿费。

    种种这些事情,让梁鸿想逃离。

    离开梁庄后,她到市区的茶馆听了一场戏。一个脸色黝黑的老农民唱了一出岳飞的《满江红》。

    台下,一个喝醉酒的中年汉子,坐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前,弓着腰,闭着眼,晃着头,随着《满江红》的旋律,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一下,一下,一下,“梆、梆、梆”,简短、斩钉截铁地敲着,好像要把手指敲断。

    中年人的敲击,每一下都击中梁鸿的心。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终将离梁庄而去,任由梁庄沉浮。就像小柱病倒的时候,她明明在家,却始终未去看他。至今,她也说不清原因。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3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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